那一年几乎成了我的“说话年”。北大、清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医药大学……还有女子中学和北京八中的少年班。从少年到青年，从北京到新疆，我都曾和他们聊过天。

我之所以不喜欢把那种形式称为讲演，是因为自己心里有障碍。我害怕那个“演”字，觉得有几分虚拟与矫情。也许对在舞台上的演员是正常事情，但对以笔为幕的我来说，更习惯在黎明或是夜半，独自枯索。

生平不会表演，也未曾当过老师。面对许多人说话，提前就会感到莫大压力。每逢答应了要在某时某刻与众人会晤，我在前一天就惶惶不可终日，夜里也睡不好觉，仿佛面临一场结果莫测的考试。有时直到赶赴会场的路上，都不晓得自己将如何开头。

其实，这种场合，拒绝是最简单的方法，过去多年我坚持说“不”，除非极熟识的朋友托到头上、百推无效，否则绝不答应出席。一天，女作家赵玫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看法。她说：“不要拒绝大学生，他们是希望。”

这种集体聊天大致分为两部分。前三分之二时间由我主说，题目通常是《文学与人生》这类大得吓人的题目。题目大了，其实有好处，就是无论你怎样说都不会跑题。我私下里以为，同学们对从作家那里能听到些什么，期望值并不很高，一般来说比较宽容，我也乐得撒开来谈。

后三分之一的时间一般留作大家对话。纸条不断从会场的不同角落传上来，形态各异。有写满了字的整张作业纸，也有寥寥数语、窄如柳眉的短笺。我满怀兴致地阅读它们，好像对着大山呼唤了一声，片刻后收获连绵不绝的回音。每次讲演回来，都有成包的各色纸条回馈，纷纷扬扬，好似从飘飘洒洒的冬夜掬回一捧雪花。

我很喜欢这些字条，里面蕴涵着信息和挑战。时间久了，纸条如山，偶有翻看，仍会感到灼热与激荡。那是一些年轻的心的切片，标记着那些难忘的夜晚。不论日子过去多久，依然显现着清晰的思想和蓬勃的生命力。

我也常常反思，自己在当时的回答中是否诚挚、友善和机智？

现在，我把一些字条直录在这里。其后是我的回答，基本上是当时的想法，也许经过时间的沉淀更有条理了一些。

问：您不愿当医生，可我最爱看您笔下的医生，这也曾让我一度非常想当医生。您笔下的医生医术都很高超，我觉得您当医生也一定是个好医生，我总为您感到后悔。想问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