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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门口的红跑车

女人对自己的感情经历,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讲,逢人就讲,对熟悉她和不很熟悉她的人,甚至车船旅途中的萍客,都可倾诉。一种是不讲,埋得深深,不少人把它像一种致命的病菌一样,带进坟墓。第三种是通常不讲,但在某一特别的场合和时间下,会对人讲。那种时刻,如果我恰巧成为听众的话,常常生出感动。因为我知道,此时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情形痛切地触动了她的内心。我也要感激她对我的信任和这一份特别的缘分。

那一夜,月亮非常亮,据说是六十三年以来月亮最亮的一个晚上,女孩对我说。

我是师范院校的学生。读师范的女生,基本上都是家境贫寒的,长相通常也不是很好。这样说,我的女同学们可能会不服气,但我说的是实话,包括我自己,相貌平平。大约读大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家教了。其实那时,我们和普通大学生所上的课并没有大的区别,还没学到教学教法什么的,也不一定就能当好如今独生子女的小先生。师范院校的牌子挺能唬人的,再说我们也特需要钱来补贴。所以,同学们就自己组织起家教“一条龙”服务,每天派出代表,在大街上支个桌子,上书“家教”两字,等着上门求助的家长,接了活儿后再分给大家。谁领到了活儿,会从自己的收入当中抽一部分给守株待兔的同学——我们称他们为“教提”。

有一天,教提对我说,给你分一个大款的女儿,你教不教?我说,钱多不多?他说,官价。我说,你还不跟大款讲讲价?他苦笑着说,讲了,不成。人家门儿清。我说,好吧,官价就官价。他说,明天下午四点,范先生驾车到大门接你。

第二天,我提前五分钟到了学校门口。没人。我正好把自己的服装最后检视一遍。牛仔裤,白T恤——挺得体的,既朴素又充满了活力,而且这是我最好的衣服了。

四点整,一辆我叫不出来名字的红跑车飞驰而来,停在我面前,一位潇洒的中年男人含笑问道,您是黎小姐吗?

我姓李,他讲话有口音,我也就不计较了,点点头。我说,您是范先生吗?他说,正是。咱们接上头了,快请上车吧,我女儿正在家等你呢。

我上了车,坐在他身边,车风驰电掣地跑起来。我从来没有坐过如此豪华的车,那感觉真是好极了。他的技术非常娴熟,身上散发着清爽的烟草和皮革混合的气味,好像是猎人加渔夫。总之,很男人。

他一边开车一边说,女儿的英语基础不是很好,尤其是胆小,不敢会话,口语的声音弱极了,希望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