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们办了一场茶会。卡斯雷克太太的外甥女来圣卢，她和伊莎贝拉曾经是同学，卡斯雷克太太是这么说的。我根本没办法想象伊莎贝拉上学的样子，所以，特雷莎提议邀请那个外甥女（现在是莫当特太太）以及卡斯雷克太太来喝茶的时候，我立刻就答应了。
“安·莫当特要来。她以前和你是同学吧？”
“有好几个叫安的，”伊莎贝拉不是很确定地回答说，“有安·崔恩查德、安·兰利和安·汤普森。”
“我忘记她结婚前姓什么。卡斯雷克太太是有跟我说过。”
结果，安·莫当特是安·汤普森。她是个活泼的少妇，举止强势而自信，让人不大舒服（至少我这么觉得）。她在伦敦的某个政府部门工作，她先生则在另一个政府部门。她有一个小孩，为了方便起见，将小孩托放在某个地方，才不会干扰安·莫当特对战事的重要贡献。
“虽然我妈妈认为，轰炸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可以考虑把托尼接回来。但说真的，我认为现阶段要让孩子待在伦敦太困难了。公寓太小，又找不到好保姆，还有吃饭的问题。而且，当然啦，我整天都不在家。”
“我真的觉得，”我说，“你有这么多重要的工作，还生小孩，实在非常有公益精神。”
特雷莎坐在一个大银茶盘后面，我看到她微微笑，同时轻轻地对我摇摇头。
但年轻的莫当特太太对我说的话倒没什么不满，事实上，她似乎还蛮高兴。
“我确实觉得……”她说，“人不该逃避自己的责任。现在很需要小孩，特别是我们这个阶级。”就好像后来才想到一样，她又补充说，“而且，我将一切都献给了托尼。”
接着她转向伊莎贝拉，陷入圣尼尼安的往事回忆里。我感觉在两人的交谈之中，其中一位似乎不大知道自己的角色，安·莫当特好几次都得帮她一下。
卡斯雷克太太有些抱歉地对特雷莎低声说：“抱歉，迪克迟到了。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事情而耽搁，通常他四点半就会到家。”
伊莎贝拉说：“我想加布里埃尔少校和他在一起。加布里埃尔少校十五分钟前从露台走过去。”
我很惊讶。我没听到有任何人经过。伊莎贝拉是背对着落地窗的，不可能看到有人走过去。我一直看着她，她绝没有转过头，或是表现出任何注意到有人的迹象。当然，我知道她的听力超乎常人地好，但我想知道她怎么知道那是加布里埃尔。
特雷莎说：“伊莎贝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