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员了。

前些天他来找我，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一份验资报告，问我能不能帮他弄一份，诈称自有资产一点七五亿。这事我干不了，虚报注册资本，抓住至少判三年。我说你找会计师事务所吧，一点七五亿，花个两三万就能搞定。他一脸贼相：“又不是真的验资，伪造……伪造就行。”我冷笑：“这玩意儿你都敢伪造？要盖公章的！一个电话就能查清楚，你造了管什么用？分分钟把你送到看守所去！”他大咧咧地：“公章？我他妈用萝卜刻一个！电话？我他妈留自己的号码！查个屁查！”接着又问我跟单信用证是什么格式，指名要中国银行的。我说这东西我也没见过，你随便找家银行问问不就知道了？他悻悻告退，过了几天，几家报纸同时登出了大幅的“信鼎”广告。我估计是搞到钱了，打电话问他，这厮遮遮掩掩的：“唉，都是花架子！埋根橛子等兔子，兔子还没来呢！”我信以为真，第二天去河口法院办事，顺便去档案室转了转，看见老潘正在埋头整理案卷，外衣也脱了，只穿一件白背心，满身满脸的汗。我说你也真是的，审判都不让干了，你看看报喝喝茶，月月领一份闲工资，何苦费那个心？他搓搓手：“闲着也是闲着，你看这案卷乱的。”顺便聊起了任红军，老潘警告我：“最好离他远点，这家伙说不定哪天就进去了。”我问他什么意思，老潘挠挠头：“他昨天去我家了，要给我六十万，我没收。”我立刻明白了。

当律师这么多年，我一直恪守一个原则：凡事不讲人情，只谈得失。人间自私为大德，只要有利可图，哪管他洪水滔天、妻离子散。反正任红军无意于我，那还不如帮老贺一把，搂草打兔子，说不定还能捞点什么。老贺正嘬着牙花子一遍遍拨打任红军的手机，我嘿嘿冷笑：“打不通吧？告诉你，早就躲起来了！”他汗出如浆：“知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光笑不说话，都是场面上混的，他也明白：“我现在就把律师费付你，带我去找他！”我装出为难的样子：“我们同学一场，二十年的交情，怎么能……”他火了：“你他妈……你他妈……你们合伙诈骗，我现在就去公安局告你！”我暗暗好笑，想这厮一碰就跳，也是个没见识的，看我略施小计把他拿下。拍拍他的肩膀，说你急什么，我要是诈骗，还会跟你通风报信？他翻翻白眼：“那怎么办？”我说任红军的事先放下，跟你说点别的：杨红艳的案子我去中院问过了，只要你能证明一百八十万确实是付给她的，而且你和她没有任何其他经济往来，上诉肯定有希望。他不接这茬儿，还是逼着我去找任红军。我干脆不理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