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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与福楼拜

的“私情”,但他们两个人实际上都不是爱玛理想中的爱欲对象。如果一定要在小说的人物中挑选一位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在作品中只出现过两次的子爵。他们第一次认识是在一次舞会上,子爵请她跳舞。第二次是在小说的结尾,失魂落魄的爱玛在绝境中差一点撞上他的马车。奇怪的是,子爵这个人物在小说中并无正面的描述,他像一个影子一样出场,又像影子一样倏然而灭,却在爱玛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子爵的形象犹如爱玛那些虚无缥缈的想象(加上爱情小说的催化)在现实中的一个投影。充其量,他只是某种氛围、某种音乐的曲调,一种杂有“美女樱与烟草”的味道,一个她渴望侧身其间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舞厅,一句话,子爵的形象实际上是爱玛渴慕已久的上流社会生活的象征物。因此,在爱玛对爱情的憧憬中,暗含着强烈的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吁求,而她原先渴求的具体的爱情对象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了(她从未记住子爵的脸)。如果说,子爵仅仅是这种生活的一个影子,那么鲁道尔弗和莱昂就是影子的影子。正如渥伦斯基的恋情使卡列宁、谢辽莎以及富足安宁的生活在安娜的眼中一下子失去了分量一样,子爵这个具体可感的“投影”一旦出现,爱玛的婚姻生活就突然变得索然无味了。

在我们讨论爱玛这个人物形象时,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她身上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个问题涉及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动机以及人物在作品中的意义所指,我想着重谈一谈。爱玛的确是读浪漫主义爱情小说长大的,尤其是外省的地缘位置,这种浪漫主义与她天性中的纯真、淳朴、喜爱幻想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很容易在她的记忆之中扎下根来,并渐渐影响到她的思维和认知习惯。她用这种浪漫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编织自己的爱情梦想。假如她的一生都在偏远的外省农场度过,这种浪漫也许说不上有什么不合适,当然也不是一种心智或性格的缺陷。问题是,当这株娇柔的植物一经离开温室,置身于狂风寒霜之中,枯萎也许就是它不能逃脱的命运。有人说,福楼拜塑造这个人物的意图就是为了批判爱玛身上的浪漫主义,批判她的不合时宜,她的任性和堕落。在以前同学们的作业中,的确有很多人抱有这样的观点,他们甚至得出结论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应该彻底抛弃浪漫和幻想,脚踏实地地生活。在一些外国文学的教科书中,持有类似观点的人亦不在少数。他们甚至搬出一系列名词来论证福楼拜的哲学观念,并以此来解释福楼拜创作这个人物和《包法利夫人》的初衷。这些名词包括:“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