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路过南门或西门，看见那破烂的城楼与城墙上的炮眼，文博士就觉得一阵恶心，象由饭菜里吃出个苍蝇来那样。恶心，不是伤心。文博士并不十分热心记着五三惨案。他是觉得这样的破东西不应该老摆在大街上；能修呢，修；不能修呢，干脆拆去！既不修理，不又拆去，这就见出中国的没希望。
中国的所以没希望，第一是因为没有人才，第二是因为有几个人才而国家社会不晓得去拔用。文博士这么想。以他自己说吧，回国已经半年了，还没找到事情作。上海，南京，北平，都跑过了，空费了些路费与带博士头衔的名片，什么也没弄到手。最后，他跑到济南来；一看见破城楼便恶心。
当他初回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不能拿中国与美国比，这不仅是原谅中国，也是警告自己不要希望得过高。按理说，他一回来便应得到最高的地位与待遇。倘若能这样，他必定有方法来救救这个落伍的国家；即使自己想不出好主意来，至少他有那一套美国办法可以应用。算算看吧，全国可有多少博士？可有多少在美国住过五年的？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可是，他早就预备好作退一步想，事情不要操之过切，中国是中国；他只希望每月进四五百块钱，慢慢的先对付着，等到羽翼已成，再向顶高的地方飞。他深信自己必能打入社会的最上层去，不过须缓缓的来，由教授或司长之类的地位往上爬，即使爬不上去，也不至于再往下落。志愿要大，步骤要稳，他不敢希望这个社会真能一下子就认清博士的价值。他不便完全看不起中国，因为自己到底得在这里施展本事——往不好听里说，是必须在中国挣饭吃。他想好了，既是得吃中国饭，就得——不管愿意不愿意——同情于这些老人民，承认他们是他的同胞，可怜他们，体谅他们。即使他们不能事事处处按照美国标准来供养他，他也只好将就着，忍受着，先弄个四五百元的事混着。
回来半年了，半年了，竟自没他的事作！他并没因此而稍微怀疑过他自己；他的本事，他的博士学位，不会有什么错儿，不会。那么，错处是在国家与社会，一个瞎了眼的国家，一个不识好歹的社会，他没办法。他，美国博士，不能从下层社会拾个饭碗，抢点饭吃；他必须一坐就坐在楼上。要是他得从扫地挑水作起，何必去上美国得博士？他开始厌恶这个不通情理的社会，处处惹他恶心，那俩城楼就是中国办法的象征。假若不为挣钱吃饭，他真不想再和这个破社会有什么来往！这个社会使他出不来气。
更可气的是，以能力说，他在留学生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