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酒店里再也没有任何客人了。史密斯夫妇走后，那个靠蛋奶酥令我的酒店厨房声名大噪的厨子放弃了全部希望，辞职去了委内瑞拉大使馆，至少在那里还有一些难民需要他做饭吃。我要吃饭的话，就会煮个鸡蛋或者开盒罐头，或者和我最后仅剩的女仆和园丁分享海地食品，又或者和皮内达夫妇一起用餐——但次数不多，因为琼斯在场让我心烦。安杰尔如今去了西班牙大使夫人开办的一所学校上学，每到下午，玛莎就会大大方方地开车驶上“特里亚农”酒店的车道，把轿车停在我的车库里。害怕被人发现的恐惧感已经离她远去，又或许是她那百依百顺的丈夫如今给了我们有限的自由。在我的卧室里，我们凭借做爱或是聊天打发时光，但也经常只是争吵。我们甚至还为大使的小狗吵过一架。“它让我直起鸡皮疙瘩，”我说，“就像一只披着羊毛围巾的老鼠，或是一条大蜈蚣。他怎么会想到要买它呢？”
“我猜他是想有个伴儿。”她说。
“他有你啊。”
“你知道，我陪他太少了。”
“我是不是应该为他难过？”
“能为某些人难过，”她说，“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坏处。”
她的感觉比我敏锐得多，当争吵的乌云在天边远远浮现，还不到一只巴掌大的时候，她便已然发觉，而且往往会采取正确的规避动作，因此她会给我一个拥抱，待我们分开，争吵往往也就结束了——至少那一回便是如此。有一次，她说起了我母亲和她们之间的友谊。“很奇怪不是吗？我父亲是个战犯，而她却是抵抗运动的女英雄。”
“你真觉得她是？”
“没错。”
“我在一只小猪存钱罐里找到过一枚奖章，但我认为那可能是一段风流韵事的纪念品。在小猪里还有一枚宗教奖章，可那毫无意义——她肯定不是个虔诚的女人。她把我留给耶稣会士只是为了自己方便。他们可以承担没付清的账单。”
“你和耶稣会的人在一起？”
“是的。”
“现在我想起来了。我以前以为你是——无神论者。”
“我是无神论者。”
“对，但我以为你是新教徒无神论者，不是天主教的。我就是新教徒无神论者。”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彩色皮球凌空飞舞的画面，每一种信仰都由不同的颜色代表——甚至连缺失的信仰也是如此。有存在主义的彩球，有逻辑实证主义的彩球。“我甚至曾经想过，你也许是个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