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了？”老五问，意思说：我怎么会惹你这样研究地瞅。

“你需要钱吗？”雨川问他的两只眼睛。

老五不懂她话似的，向里撮的嘴启开并微向外撅了。

“我自己有点钱，可以给你。”雨川告诉他的一只白手。那手渐渐退缩出她的视野。她觉得他整个人都在退缩。

“老五，除了你不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了：家里丢了钱！”雨川短促地呼吸着，用压没了的声音说。

“我知道。”他说。还想说什么，但仅是喉节升降了几回。

雨川想问：“你知道自己有过失还是知道自己被冤枉？你究竟干没干那事？”他却匆匆走开了。腰仍塌着，但走得很快。第二天雨川换夜班，白天闲在家。又是全家轮番去敲那扇门，叫“老五！”雨川听出这惯例的呼唤走了一点调。腻烦和鄙夷成了这调的主趋势。

直到母亲摆开午餐，他仍未露面。母亲想想不对了，贴在他门上连着叫。听得父亲也慢慢从餐椅上站起。偶然地，母亲发觉门并没从里面拴住，便一推。屋空着，屋里除了老五的气味，什么都没了。父亲一下跌回椅子。

老五走了，没留一个字，几日后那笔钱被找到了，装钱的信封卡在了两层抽屉的隔板上，似乎是因为抽屉被塞得过满的缘故。小品看看两张一百元钞票，说它们好像是原来的两张。雨川觉得人人都在玩味那个“好像”。

老五没有回来过，尽管他回家也不必住进那间储藏室了。小品搬进了学校的宿舍，蔡曜分到了房子。父母为平息一点疚痛，把小品和雨川曾住的屋布置起来，一厢情愿地称它为“老五的屋”。

但全部关于老五的信息就是书店一只角落里摆着的几册有关岩画的书。雨川隔不久去看看，有没有人买它们。从来没人碰过它们，它们新新地旧了。

父亲动了灵机，给出版老五书的那家小出版社打了个电话，问作者的地址。

“他没有住址。”答话的是责任编辑。

父亲有些恼地捶捶桌子，似乎他的威风能从电话线传过去。“请你一定设法找到他的住址。”雨川的心动了动，想，父亲毕竟是父亲。她强词夺理地推延婚期，只为心里一个神秘的期待。这时仍握着电话的父亲说：“说吧，我听着——”渐渐地，他耳朵开始躲避听筒，渐渐地，两行泪从他眼角滴下来。

老五两个星期前病故在一家地段医院里，他所有的稿酬都付了医药费。他没给这个家庭留下什么，但也没带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