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先生，”信上写道，“我很高兴能向您报告我和儿子同17号的保姆进行了友好的接触，这使得调查能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因为有时候我能看上一眼当事人的约见记录本，从而得知她的行踪去向，同时还能每天检查一下当事人所用的字纸篓。我随信附上一件从字纸篓里搜捡出的有趣物证，看后请寄还并说明意见。当事人还记有日记，其中的一本已记了多年，但到目前为止，保姆（为使事情更加稳妥起见，今后我将称其为我的朋友）尚未能接触到此日记，原因为当事人将上述物件上了锁保存。此情况或属可疑，或属不可疑。除随信附上的重要物证之外，当事人似乎还将大量时间花费在不按约见簿上的安排赴约之上。必须将约见簿视为一种障眼物，尽管在此类调查中，为各当事人方利益计，必须做到事实准确，我个人并无意抱持某种贬损之见或偏见。”
伤害我们的并不仅仅是悲剧：荒唐事也会伤人。它们身上佩着外观可笑、不登大雅之堂的伤人利器。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把帕基斯先生那些东拉西扯、缺乏效率的报告当着他儿子的面塞进他本人嘴里。事情看起来似乎成了这样：我在试图为萨拉设圈套（但这样做的目的究竟何在？是为了伤害亨利，还是伤害我自己？）的时候，让一个小丑翻着筋斗闯到了我俩的亲密关系之间。就连“亲密关系”这个词本身都沾着点帕基斯先生报告的味儿。有一回他不是这么写过吗：“虽然我没有在雪松路16号找到发生过亲密关系的直接证据，但当事人确实表现出了欺骗的企图。”不过那是后话了。从眼前他的这份报告里，我只是获悉：有那么两次，萨拉在约见记录本上写了去看牙医和找裁缝，但如果说牙医和裁缝都确有其人的话，她可是并没在自己写下的约见时间里露面；她躲开了追踪。帕基斯先生那差劲的报告用细细的韦弗利手体字和紫色墨水写在廉价的便笺纸上。我翻到报告的反面，便看到了萨拉自己那粗大、整洁的字迹。我没料到过了将近两年之后，自己还能认出它来。
那只是一张用针别在报告反面的纸片，上面用红铅笔标了一个大大的“A”字。在“A”字下面，帕基斯先生写着：“鉴于可能发生的法律诉讼，所有书面证据均应送还归档。”纸片是从字纸篓里抢出来的，又被人像情人那么小心地用手给抚平了。它一定是写给哪位情人的：“我不必给你写信或者对你说话，在我能把话说出以前，你已经无所不知了。不过人在爱的时候，会觉得有必要采用自己一直在用的老办法。我知道自己是刚刚开始在爱，但我已经想弃绝除你之外的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