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一吵架，他就讲公爵坏话，咒骂自己的命运：“我太信任这个骗子了……要知道他一辈子游手好闲，把农民弄得倾家荡产，别看他当着您的面装成这副样子，实际上他是野兽……强盗……”
“那么您什么时候讲的话才是真的，是现在还是您称赞他的那时候？”我笑着问他。
“秘书”有些不好意思，我转身走了。要是他不是出生在戈利岑公爵家的仆役房中，也不是哪个乡村警察的儿子，那么凭他的才能，他一定可以当上大臣，成为瓦卢耶夫51那样的大人物。
过了一小时，“摄政王”和他的导师拿着戈利岑公爵的条子来了——他表示歉意，不能来看我，如果可能，请我去找他，以便了结这桩公案。公爵许诺，他可以毫无异议地接受我的裁决。
没有办法，我去了。屋里的整个气氛显得异常紧张。法国仆人皮科赶紧给我开门，神色严峻惶恐，仿佛要带一个医生去给垂危的病人会诊。戈利岑的二太太心神不定，气呼呼的，戈利岑本人迈着大步在屋里踱来踱去，没系领带，袒露了大力士的胸膛；他正在发脾气，因此说话更加结结巴巴的，脸色有些无可奈何，似乎憋着一肚子火气——那就是说不能让这火气走进现实世界，否则它就会表现为拳打、脚踢、批面颊等等，那种他在坦波夫省对付造反的农民的动作。
“看在上……上帝分上，请原谅我为了这些不……不知好歹的东西打扰您。”
“出了什么事？”
“请您自己问……问他们吧，我只想听他们讲。”
他把“摄政王”叫来，我们进行了下面这场谈话：
“您不满意什么？”
“什么都不满意……因此我非得回俄国不可。”
公爵的嗓音大有拉布拉凯52的气派，现在发出了一声狮子似的叹息，同时又把五记巴掌顶回了胸中。
“公爵不会拦住您。那么请问，您不满意的是什么？”
“一切都不满意，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请您讲得具体一些。”
“还怎么具体？我打从俄国来到这儿以后，一直忙个不停，可是只拿到两镑工钱，第三次是在晚上，公爵给的大多只是礼品。”
“那么您应该拿到多少呢？”
“这我无法讲……”
“您有规定的工资数额吧？”
“根本没有。公爵在逃出俄国时（他讲这话没有恶意）对我说：‘你跟我去，我不会亏待你，要是我运气好，我会给你很多很多钱，不然的话，你只能指望不多几个工钱。’于是我跟他来了。”
他就是在这条件下从坦波夫来到伦敦的……啊，我的俄国！
“嗯，那么照您看，公爵的运气好不好呢？”
“怎么谈得上好……不过当然，他本来可以……”
“那是另一个问题。既然他的运气不好，您就只能指望不多几个工钱了。”
“可是公爵亲口说过，我干的事，那就是说凭我的能力，用这儿的钱计算，一个月至少可以挣四镑。”
“公爵，您愿意一个月给他四镑工资吗？”
“愿……愿意……”
“那不就解决了吗，还有什么呢？”
“公爵答应过，如果我要回俄国，他可以给我回彼得堡的路费。”
公爵点点头，补充道：
“是的，但有个条件：我得对他很满意！”
“那您不满他的什么呢？”
现在堤坝决口了，公爵跳了起来。他用悲剧似的男低音（这使一些字母更加跳动不定，子音之间也出现了小小的间歇）讲了下面一席话：
“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小鬼，这个兔……兔崽子，能叫我对他满意不成？！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小土匪，把我气死了！他在家里穷得要命，身上长满虱子，光着脚板，多亏我收留了他，我教他读书，这混蛋，我把他培……培养成了一个人，一个音乐家，一个合唱队指挥，这样，这鬼东西才可以凭他这条嗓子，在俄国音乐季节一个月挣一百卢布。”
“这一切都是真的，尤利·尼古拉耶维奇，但是我不能同意您的观点。不论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庭，都没有要求您把他变成龙科尼53，因此您无权要求他特别感谢您。您培养他就像您训练夜莺一样，您做得不坏，但仅仅如此而已。何况问题不在这里……”
“您讲得对……但我得说，我怎么受得了这个？要知道我对他……对这个小杂种……”
“那么您同意给他路费？”
“去他的，为了您……看在您的面上，我可以给他。”
“好，那么事情就解决了——您知道路费要多少吗？”
“据说是二十磅。”
“不，这太多了，从这儿到彼得堡，一百卢布已绰绰有余。您给吗？”
“我给。”
我在纸上算了一下，把它交给戈利岑，他看了看总数——我记得，大约三十镑多一点。他马上把钱交给了我。
“您应该识字吧？”我问合唱队指挥。
“认得一些……”
我给他写了收据，大致如下：“兹收到尤·尼·戈利岑分爵应付之工资暨从伦敦回彼得堡之路费，共三十镑多一些（折合俄币若干）。本人对此表示满意，对公爵别无其他要求。”
“请您看一遍，签上名字。”
小指挥念了一遍，但没有作出准备签字的任何表示。
“怎么样？”
“我不能签字”
“为什么不能”
“我不满意。”
强自克制的狮吼又爆发了，不过说实话，我自己也差点要大喊了。
“真见鬼，您刚才亲口说过您的要求是什么。公爵全部照付，一文不少，您还有什么不满的？”
“请您听我说；从我来到这儿以后，我经历了多少困难。”
很清楚，他轻而易举拿到了钱，这使他有些贪心不足了。
“比方说，我抄写乐谱，这应该是有酬劳的。”
“胡说！”公爵大喊道，尽管拉布拉凯从来不会这么大叫大喊；邻室的钢琴声胆怯地跳动了一下，皮科吓得脸色发白，把脑袋探进门缝张望，马上又像慌张的蜥蜴一般缩了回去。
“难道抄写乐谱不也属于你的本职工作吗？……要不然，不举行音乐会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公爵是对的，尽管他大可不必用低音大号的嗓音把皮科吓一大跳。
小指挥听惯了各种音响，因此不以为意，仍不屈服，丢下抄写曲谱的事对我讲出了下面这句无理取闹的话：
“那么还有衣服呢，我的衣服全都破了。”
“难道尤利·尼古拉耶维奇一年给你将近五十镑工钱，还得管你的衣服费不成？”
“不是这么说，先生，但以前，公爵有时总给我一些小东西，可现在，说来不好意思，我要出门，连袜子也没有呢。”
“我自己也没……没有袜子穿呢！……”公爵咆哮道，把双手合抱在胸前，傲慢地、鄙夷地瞪着合唱指挥。我怎么也没料到这个结局，我惊讶地望着他的眼睛。但我看到他不打算继续争吵，只是那位合唱指挥似乎非吵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我非常严肃地对这位歌唱之鹰说道：
“今天上午您来找我作中间人，那么您是信任我的？”
“我们非常了解您，对您丝毫也不怀疑，我们知道您是决不会叫我们吃亏的……”
“很好，那么我就这么决定了。请您马上在收据上签字，否则就把钱交还我，我把它还给公爵，同时声明我不再参与这事。”
小指挥不想把钱交还公爵，于是签了字，向我道了谢。为了免得啰唆，我不再讲他怎么把钱折算成卢布了：我讲了好久，他还是不明白今天卢布的行情，与他离开俄国时已经不同。
“如果您以为我想骗您一镑半钱，那么请您去找我们的教士，让他给您算这笔账吧。”他同意了。
一切似乎都已结束，戈利岑的胸脯也不再起伏不定，显得那么可怕了。但是命运却另有安排，结局还是与开始一样，使我想起了祖国。
小指挥有些踌躇不决，迟疑了一会儿，突然好像他们中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对戈利岑说道：
“大人，由于从赫尔开出的轮船要五天以后才有，请您行行好，让我暂时仍住在这儿吧。”
我想：“我的拉布拉凯又得发作了”，因此抱着自我牺牲的决心，准备再受一次低音大号的折磨。
“当然，你有什么地方好去，你留下吧。”
小指挥向公爵道了谢便走了。戈利岑向我解释似的说道：
“要知道，他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这是那个坏蛋，那个骗……骗子……那个不要脸的恶棍挑唆的……”
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也许得请教萨维尼54和米特梅耶尔55了，只有他们才能把我们正教祖国的法律观念（它是在鞭打仆人的马厩和搜刮农民的老爷的书斋中形成的）提炼成条文，归纳成准则。
第二场好戏便是跟“恶棍”进行的，这并不顺利。戈利岑出去后突然大叫大喊，“秘书”也大叫大喊，看来，除非诉诸武力才能解决，如果那样，面黄肌瘦的办事员当然不是公爵的对手。但是这屋里的一切都是按照特殊的逻辑进行的，因此结果不是公爵与秘书打架，而是秘书与玻璃打架——他怀着一肚子火气，又多喝了一杯杜松子酒，走出屋子时，对着镶在门上的大玻璃就是一拳，把玻璃
<em>打得粉碎</em>。这些玻璃足足有一只手指那么厚呢。
“警察！”戈利岑大喊起来，“强盗来了！警察！”然后走进大厅，精疲力竭地瘫倒在沙发上。等他平静一些以后，他又在谈话中向我诉说，秘书对他怎么<em>忘恩负义</em>。这个人本来是他兄弟的代理人，大概因为舞弊（我记不清了），眼看非吃官司不可，戈利岑可怜他，非常同情他，以致当掉了自己最后一只表，替他赎了罪。尽管他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人是个骗子，他后来还是收留他作了自己的管家！
他处处欺骗戈利岑，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走了；一个可以用拳头打碎门玻璃的人，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用不着我插手。事实也是这样，后来他要求我给他弄张护照，让他回俄国时，他告诉我，他给了戈利岑一支手枪，高傲地向他提议决斗，用抽签决定谁先射击。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这支枪一定是没有子弹的。
公爵的最后一些钱是用在平息斯巴达克起义上的，但他终于因为负债累累被关进了监狱。别人坐了牢，就太平无事了，可是戈利岑哪怕在监狱中也不会安分守己。
警察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得把他送往克勒蒙游乐园56，让他在那儿给音乐会当指挥，供全伦敦的卖笑女郎取乐，等他的象牙指挥棒停止挥动后，躲在一旁的警察马上走到他身边，寸步不离地陪公爵走上马车，把这位穿黑燕尾服、戴白手套的犯人押回监狱。在游乐园中与我分手时，他噙着眼泪。可怜的公爵，别人看到这情景也许会觉得好笑，可是他不能不为自己的铁窗生涯感到痛心。他的亲族好歹把他赎了出来。后来政府允许他返回俄国，起先他被送往雅罗斯拉夫尔居住，他便在那儿与华沙大主教费林斯基57一起指挥宗教音乐会。对于他，政府比他的父亲还仁慈一些——那个老滑头像儿子一样放荡，却劝他<em>进修道院</em>……其实父亲非常了解儿子，因为他自己也是音乐家，贝多芬甚至曾把一支交响乐献给他。58
除了这位豪华阔绰的亚述神，身强力壮的犍牛型阿波罗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俄国怪物也是不应忘记的。
那些一闪而过的影子，如“俄国上校”之类，我不提了，但是对于因命运的播弄不得不长期伫留在伦敦的那些人，我还得讲几句。例如，军需部门一个官员只因案件的牵累和负债，跳进涅瓦河自尽……可是却作为<em>流亡者</em>在伦敦上了岸，连身上的皮大衣和皮帽子也没丢掉，尽管伦敦的冬季是潮湿而暖和的。还有，我的朋友伊万·伊万诺维奇·萨维奇59，英国人都叫他塞维奇，他带着他的经历，他的未来，还有他那应该长头发，可是只剩了一层皮的脑瓜，总之，他的一切，硬挤进了我的“俄国珍品展览室”。
他是近卫军帕夫洛夫团的一个退伍军官，在海外各国游历，过得逍遥自在，这时发生了二月革命，他害怕了，觉得自己好像成了罪犯，这倒不是他真的干了什么，心里不安，只是他想起了宪兵，那些他可能在国境上，在军营里，在马车上，在冰雪中遇到的宪兵，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决定推迟回国。这时他突然得到消息，他的兄弟卷进了谢甫琴科的案件60，被捕了，这样，他的处境真的危险了，他决定立刻回国。我便是这时在尼斯认识他的。萨维奇动身前买了一小瓶毒药，准备路上用：万一过边境时被捕，便把毒药塞在一只蛀空的牙齿中吞下。
越接近祖国，萨维奇心中的恐慌越大，到了柏林已变成窒息似的痛苦，然而他克制了这种情绪，坐上了火车。开头五站没有什么，再远他就坐不住了。机车停下加水，他却在别的借口下走出了车厢……机车的汽笛响了，火车开动了，车上已没有萨维奇——他下车的目的本来就是这样。他把手提箱丢在车上，听其自然，跳上了第一列相反方向的火车，回到了柏林。在车站上他为手提箱拍了个电报，便去办签证手续，前往汉堡。“您昨天要回俄国，今天又要去汉堡。”警察随口说，完全没有拒绝签证。提心吊胆的萨维奇回答道：“信……我收到了信。”但他那副表情，从普鲁士军官的角度看，没有把他当场逮捕，简直可以说是玩忽职守。就这样，萨维奇像路易-菲力普一样61，尽管没有人跟踪，却战战兢兢逃到了伦敦。在伦敦，他与千千万万其他人相似，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几年中一直诚实而艰难地与贫穷作斗争。然而命运给他的一切悲惨遭遇镶上了一条喜剧的饰边。他决定教数学和绘图，甚至法语（<em>为英国人）</em>。他找了几个人请教，结果发现不登广告，没有名片，便办不成这事。
“但糟糕的是：俄国政府看到了广告会怎么样……我琢磨来琢磨去，终于印了
<em>匿名名片</em>，”他说，“我从未想到世界上可以有没有名字的名片，这是我的一大发明，它确实使我过了很长一段安稳日子。”
他带着他的匿名名片，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省吃俭用（他往往接连几天只吃土豆和面包），终于脱离困境，担当了商品推销员的工作，从此日子才好过一些。
正在这时，近卫军帕夫洛夫团的另一个军官却变得每况愈下了。在受尽打击、掳掠、欺骗和愚弄之后，这位帕夫洛夫团团长安息了。62接着颁布了圣旨和大赦。皇上的仁慈使萨维奇觉得有机可乘，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布鲁诺夫63，询问他是否也属于大赦之列。过了一个月，萨维奇接到通知，要他去大使馆。他想：“事情不那么简单，他们考虑了一个月呢。”
“我们收到了回信，”秘书主任对他说，“您无意之中给政府制造了麻烦，因为找不到您的材料。这属于内务部的职责，可是它那儿没有任何关于您的案卷。请您简单告诉我，您究竟出了什么事——当然，不会是严重的事！……”
“哦，我的兄弟在1849年被捕以后给流放了。”
“是吗？”
“其余没什么了。”
尼古拉想：“不对，他这是胡诌。”于是对萨维奇说道：如果这样，内务部得重新调查。这样过了两个月。我想象得到，这两个月中彼得堡那份忙碌劲儿……公文往来，查阅档案，秘密侦讯，从内务部到第三厅，又从第三厅到内务部，又向哈尔科夫省长核实情况……申斥，提问……但找不到萨维奇的案卷。于是内务部只得这么照会伦敦大使馆。
布鲁诺夫本人召见了萨维奇。
“瞧，”他说，“这就是复文。到处找不到您的案子。请问，您究竟卷进了什么案件？”
“我的兄弟……”
“这我已经知道了，现在是问您自己犯了什么案？”
“其余什么也没有。”
布鲁诺夫从出娘胎起对任何事从不觉得惊奇，这次却惊奇了。
“既然您什么也没干，为什么要求赦免……”
“我想，这么做总好一些……”
“如此看来，您需要的不是大赦，是护照。”
布鲁诺夫命令给他发了护照。
萨维奇喜出望外，跑来找我们。
他详详细细讲了事情的经过，说他得到了赦免，然后拉住奥加辽夫的胳臂，请他到花园去。
“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他对奥加辽夫说，“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总是取笑我……他的脾气就是这样，但是您的心肠好，请您老实告诉我，您认为我从维也纳回国没有危险吗？”
奥加辽夫却并不赏识他的赞美，大笑起来。其实不仅奥加辽夫，我还想象得到，在获得赦免的萨维奇走出大使馆以后，布鲁诺夫和尼古拉怎样暂时忘记了繁忙的公事，舒展眉头，咧开嘴巴大笑了两分钟。
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古怪的行径，萨维奇是个正直的人。还有一些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俄国人，在伦敦闲荡了一两个月，然后拿了自己写的介绍信跑来找我们，以后又跑得不知去向，这些人却不是毫无危险的。
我想谈一件不幸的事，它发生在1862年夏季。那时反动势力还处在孕育时期，隐藏在内的臭气刚向外渗透。没有人怕来找我们，也没有人怕随身携带《警钟》和我们的其他出版物回国；许多人还夸耀自己怎么巧妙地越过边境线，我们劝他们当心一点，还遭到他们耻笑。那时我们几乎从来不往俄国写信——对老朋友已没什么要说的，我们与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对新朋友我们是利用《警钟》通信的。
春天，克利西耶夫64从莫斯科和彼得堡回来了。毫无疑问，他这次旅行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事件之一。一个人在与分裂派教徒聚谈，与同志们欢饮之后，口袋里揣着毫不相干的土耳其护照，大模大样地从警察的鼻子下走过，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伦敦，他自然会扬扬自得，忘乎所以。他发起在丘镇的一家饭店里举行会餐，庆祝《警钟》发刊五周年。我劝他把庆祝推迟一些，等情况好转一些再说，他不听。庆祝会并不顺利——大家情绪不高，也不可能高，因为参加的人有不少是我们毫不熟悉的。
大家东拉西扯闲聊，在祝酒和谈天中有人像谈论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提到克利西耶夫的朋友韦托什尼科夫65即将回彼得堡，他愿意给我们带点什么。结束时很迟了。许多人说，星期日再上我们家。这天到的人确实不少，其中许多我们几乎从未见过，不幸，韦托什尼科夫也来了。他走近我，说道，他明天一早走，问我有没有信或什么事要办。巴枯宁已交给他两三封信。奥加辽夫下楼到自己屋里，写了几句向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66问候的话，我也在信后加了几句，向他问好，并托他转告车尔尼雪夫斯基（我从不直接给他写信），请他考虑我们在《警钟》上提出的建议：在伦敦印行《现代人》，费用由我们承担。将近十二点时，客人散了，只留下两三个人。韦托什尼科夫走进我的书房取信。很可能，这也没有引起注意。但有一件事是大家知道的。为了向参加聚会的人表示感谢，我请他们任意挑选一本我们的出版物，或者列维茨基67为我拍摄的大相片，留作纪念。韦托什尼科夫拿了相片，我劝他剪掉边，把它卷起来，他不听，说可以把它放在箱底，用一张《泰晤士报》包好后便走了。这不可能没人看到。
送走了他和最后一个人，我安心睡了——有时一个人就是这么糊涂，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个时刻会使我付出多大代价，给我带来多少个失眠之夜。
这一切都做得极端愚蠢和不谨慎……我们可以把韦托什尼科夫留到星期二再走，他也可以提前在星期六动身。或者，为什么他不早上来，总之，他为什么要亲自来……我们又为什么要写信？
据说，客人中有一个人马上向彼得堡发了电报。
韦托什尼科夫在轮船上被捕了，其余大家都知道了。68
在这悲伤的故事结束时，我得谈谈刚才提到过一下的那个人，这是不应该忽略的。我指的便是克利西耶夫。
1859年我收到了他的第一封信。
1 赫尔岑于1853年5月在伦敦建立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1857年7月开始出版《警钟》，向俄罗斯传播革命思想并揭露俄国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俄国革命史上发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警钟》的销数迅速增加，在1858至1862年达到了“高潮”，但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其他一些原因，1862年后开始进入低潮，1865年移至日内瓦出版，仍无起色，最后于1867年停刊。本章即叙述《警钟》的影响和它的兴衰。
2 苏霍扎涅特（1794 —1871），俄国的反动官僚，1856至1861年任陆军大臣。阿德勒贝格（1790—1884），俄国反动官僚，当时任宫内大臣。《警钟》对这些人都进行了系统的揭露。
3 俄国陆军少将，赫尔岑的同学萨京的姐夫。
4 当然，这不包括两三个流亡者在内。——作者注按：这句诗引自《聪明误》第三幕第二十三场。
5 《警钟》1863年。——作者注
6 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八章第十一节。
7 指皮库林（1822—1885），莫斯科大学教授，在40年代与赫尔岑小组接近。皮库林于1855年6月从俄国动身后，在维也纳停留了一段时间，才从那里前往伦敦，因此，赫尔岑在此称他B（维）。
8 可爱的B在英语上出了不少洋相。他对我的儿子说：“从地图上看，基夫离这儿不远吧？”我没有听到过这地名。“怎么没听到，那儿有一个大植物园，是全欧洲首屈一指的温室呢。”这得问园丁。我们问了，可他也不知道。B打开了地图：“瞧，它就在里士满旁边呢！”原来他讲的是丘镇。——作者注
9 指1792年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
10 《圣经》中的人物，耶路撒冷人西面得到圣灵启示，说他在死前必得见到基督，他等了很久，终于有一天看到耶稣的父母抱了孩子走进圣殿，于是说：“主啊，现在可以照你的话，让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了。”见《路加福音》第二章。
11 指尼古拉一世专制统治的结束，赫尔岑在这里夸大了尼占拉个人的作用。
12 《往事与随想》第一卷。——作者注
13 俄国评论家，在5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色彩。
14 罗斯托夫采夫（1803—1860），俄国国务活动家，1857年起负责废除农奴制的工作。
15 俄国自由主义政论家。
16 俄国评论家。
17 奇切林是莫斯科大学教授，他的《控诉书》发表在1858年12月1日的《警钟》上，引起了读者的愤怒。关于此事，见第四卷《尼·赫·凯切尔》一章。
18 比龙是俄国18世纪的反动大官僚。俄国作家拉热奇尼科夫在小说《冰屋》中描写比龙手下的人把犯人关在冰屋中，用一桶桶冷水从他头上浇下去，最后终于使他成为冰人。
19 写于1864年。——作者注
20 19世纪60年代，沙皇加强了对群众运动的镇压，这时一部分自由主义者纷纷投靠沙皇，卡特科夫便是其中之一。卡特科夫名叫米哈伊尔，沙皇的一个反动大官僚穆拉维约夫也名叫米哈伊尔，赫尔岑认为这一反动时期可以这两人为代表，因此称它为“米哈伊尔时期”。
21 波尔塔瓦省贵族团领袖科丘别伊用枪打伤了管家，非但无罪，还把管家送进了监狱。《警钟》于1858年对这事作了揭露，最后重新审理了这案子。
22 赫尔岑写过《致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皇后的信》，发表在1858年11月的《警钟》上，据当时人的记载，皇后看过这信后哭了。
23 格杰奥诺夫是当时皇家剧场的经理，这小故事写在《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谢普金》一文中。
24 戈尔恰科夫（1798—1883），俄国外交官，1856年起任外交大臣。
25 当时的司法大臣。
26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人物，他的特点是他反对的就是他赞成过的事，见该书第四章。
27 格鲁吉亚西部一带的古代名称。
28 霍万斯基（1771—1857），俄国国家银行总裁，在19世纪初年印行的纸币上都有他的签名。
29 前面提到过的宫内大臣阿德勒贝格的情妇，阿德勒贝格通过她收取各种贿赂，卖官鬻爵，《警钟》曾揭露这些事。
30 《圣经》中的人物，犹太王希律的孙女，一个荡妇。
31 见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第五幕第八场。
32 这里提到的都是些青年军官。斯利维茨基和阿恩霍尔特因参加革命军事组织，于1862年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赫尔岑曾在《警钟》上专门撰文悼念他们。波捷布尼亚曾在伦敦两次会见赫尔岑，他的部队驻扎在波兰，1863年波兰起义时，他与波兰人一起战斗，因而死在战场上。赫尔岑为纪念他，在《警钟》上写过好几篇文章。克拉索夫斯基因在士兵中散发革命传单，于1862年被判服苦役，曾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起在涅尔琴斯克的亚历山大工厂服劳役，1868年因越狱失败自杀身死。《警钟》为他的判刑发表过文章。奥布鲁切夫因散发革命出版物《大俄罗斯人》，于1862年被判服苦役。
33 谢拉科夫斯基（1827—1863），波兰革命者，1863年波兰起义的积极参加者，被俘后死在绞刑架上。
34 赫尔岑于1860年5月至11月住在伦敦阿尔法路，这里的所谓“老朋友”指赫尔岑本人。
35 德国革命者，他后来去了美国，与赫尔岑保持通信联系。
36 特鲁韦勒的经历值得讲一下。1861年，一个青年水兵来找我们，十年前我在尼斯认识他的母亲，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受的教育怎样，从一件事可以知道，那就是他在八九岁的时候曾对我说，除了上帝和父母，他最爱的便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为什么你这么爱他？”我开玩笑似的问他。“因为他是合法的皇上……”教育中的这种精神也许是在1848年后形成的，从前我们受的教育不是这样，它与正教和专制政治都没有关系。生活治愈了年轻人。他来找我们时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他的父亲死了——是死在监狱中的，因为他在莫斯科铁路的各种舞弊案中受了牵连；他是诺夫哥罗德的地主，承包过一些工程。儿子相信父亲没有罪，决定尽一切力量为他恢复名誉。他在俄国所作的一切尝试均未成功，于是他来找我们，带来了一大叠文件、契约、枢密院的记录和摘要。把它们理出头绪，编成一份报告，这对《警钟》说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幸好我们发现，特鲁韦勒与克利西耶夫是大学同学，便把这任务委托给了克利西耶夫。特鲁韦勒给人的印象是既坚定、忧郁，又幼稚。强烈的内心活动一直在冲击着他（他已不再相信“合法的皇上”），他常常怀着无比的愤怒谈到水兵们暗无天日的生活。那时我们正与“海军上将号”的一部分军官在进行有趣的通信。我记得它的舰长是安德烈耶夫，他是康斯坦丁手下的自由派人士，当时很得大公的器重，但他与非自由派人士一样虐待部下，咒骂军官。我记得，他手下有个中尉斯托弗列根不仅残忍地处罚水兵，而且有一套理论（像后来的维特根施泰因公爵一样），认为管理军队就得心狠手辣。我们在《警钟》上就这事登过一篇短文，接着突然收到了从比雷埃夫斯寄来的一封信，署名是“一大群军官”，声称那一切不是事实……信是署名的，但等于不署名。由于它不署名，它的内容我们只刊出了不到十分之一，而且这些内容还是得到其他十来个军官证实的。至于联合署名的信则没有登出。过了几个月，特鲁韦勒第二次来了，我把军官们的信给他看，这些军官实际上是在转弯抹角替自己的舰长辩护。特鲁韦勒冒火了，他相信这是他们串通搞的，为了证实这一点，还举出了一些事实，我把它们记录下来，以防万一。特鲁韦勒下一次又来时，我把记录念给他听。他皱起了眉头……我想，嗯，他害怕了。“请把您的记录给我。”“拿去。”他看了一遍，拿起笔，签了名。“您这是做什么？”我问。“为了使我的证明不致像他们的那样不署名字。”军舰离开伦敦时，他买了一大捆《人民需要什么》《警钟》和其他书刊。关于这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他与我告别后便动身回俄国了。在朴茨茅斯港，他不够谨慎，把他买的那些书分发给水手们。有人告了密，于是他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便是他的答复和给母亲的信（这些材料赫尔岑后来没有附入。——译者注）。这是个英勇的人物，当然，他没有说是我们毁了他——像许多人指责我们的那样。——作者注按：康斯坦丁大公是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当时任海军大臣，以进步人士自居。维特根施泰因是俄国将军，曾指挥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的俄国军队。特鲁韦勒被告发后，受到了审问，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37 米·冯维辛（1788—1854），俄国著名剧作家冯维辛的侄儿，十二月党人，曾参加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升至少将，1825年后因十二月党事件被流放西伯利亚。
38 指商行职员韦托什尼科夫被捕后引起的一系列事件。
39 1862年5月28日彼得堡发生了大火，火灾延续了几天，沙皇政府便利用这事件散播谣言，说这是在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煽动下，大学生们干的，因而乘机大肆抓人，实行镇压。
40 俄国作家，他在1860年后投靠反动势力，成为俄国内政部的御用文人。
41 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支持者，一个女恐怖分子和阴谋活动家。1794年7月13日，热月政变前夕，她潜入革命民主派领导人马拉的住所，以请求保护为名，来到正在为治疗皮肤病而躺在浴缸中的马拉身边，将他刺死。这里不是说那个女的企图刺死赫尔岑，只是说她故意装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
42 指1862年5月开幕的伦敦国际博览会。
43 赫尔岑于1860年11月至1863年6月在伦敦的住处。
44 尤·尼·戈利岑（1823—1872），俄国贵族，合唱指挥和作曲家，他的父亲也是音乐爱好者，曾与贝多芬有过交往。
45 古代亚述帝国的人面牛神，宫廷寺庙的守护神。
46 格林卡（1804—1857），俄国著名作曲家。
47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于1844年6月访问英国的事。
48 波塔波夫是当时的莫斯科警察总监，后又任沙皇第三厅主任。科米萨洛夫是沙皇的近卫军官，1866年有人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他救过沙皇的性命。
49 法国奥尔良公爵菲力普（不是他的父亲）于1715至1723年法王路易十五年幼时任摄政王，在法国历史上称摄政时期。
50 这些都是俄国仆人常用的名字。
51 瓦卢耶夫（1814—1890），1861至1868年的俄国内务大臣。
52 意大利男低音歌唱家。
53 龙科尼（1772—1839），意大利歌唱家。
54 萨维尼（1779—1861），德国民法学家。
55 米特梅耶尔（1787—1867），德国刑法学家。
56 伦敦一个藏污纳垢的游乐场所，后被取缔。
57 费林斯基（1822—1895），波兰华沙大主教，因参与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于1863年被遣送至雅罗斯拉夫尔居住。
58 尤·戈利岑的父亲尼·戈利岑与贝多芬熟悉，但贝多芬并未把任何交响乐献给他，只是在他的要求下写过三支弦乐四重奏。
59 此人曾在赫尔岑的家中给孩子们当过家庭教师。
60 乌克兰大诗人谢甫琴科是因为秘密政治组织“基里尔-梅福迪兄弟会”而被捕的，该组织成立于1845年，于1847年被取缔。萨维奇的兄弟尼古拉·萨维奇也是该组织的成员，于1847年被捕后流放至西伯利亚。
61 指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王路易-菲力普逃往英国。
62 这都是指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当过近卫军伊斯梅洛夫团的团长），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弄得焦头烂额之后，死于1855年。
63 指当时的俄国驻英国大使，但当时的大使不是布鲁诺夫，而是另一个人。
64 克利西耶夫（1835—1872），俄国流亡者。1859至1862年参加了《警钟》编辑部的工作，后来逐渐脱离革命阵营，终于在1867年向沙皇政府自首，投靠反动派。这里提到的旅行是在1862年3月至5月，目的是与俄国国内受到沙皇政府压迫的分裂派教徒建立联系；克利西耶夫还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会晤了一些革命领导人，这次的成功使他踌躇满志，滋长了野心，终于走上了歧途。
65 俄国一家商行的职员，1862年从伦敦回俄国时被捕。
66 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1834—1866），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曾参与《现代人》的工作，也是革命团体“土地与自由社”的组织者之一，1862年被捕，后流放西伯利亚，死于该地。
67 赫尔岑的堂弟，摄影师。
68 韦托什尼科夫被捕后，他携带的信全部落入了沙皇第三厅手中。1862年7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被捕。沙皇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审理“与伦敦宣传家有联系的罪犯”，三十二人被卷入这案件中。俄国的大规模逮捕严重削弱了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与俄国革命运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