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圃被拔得稀稀拉拉，老花工坐在那里生疯子們的气。本来好端端一颗由红石竹铺成的“9”，当中是黄色矢车菊的“忠”字，这下什么也不是了。

演出队终于来了。

再大的“静”字对演员们都不起作用。他们照样各处喊嗓子、练小号、翻跟斗，团支书在篮球场一边布置舞台一边找地方拿大顶。演员所到之处，总围着一圈圈穿白底蓝条衣裤的人。这“病”了许久的地方一下子健康起来。

除了晚上的正式演出，医院请求演出队能安排一场特殊慰问。我似乎已成了这里半个主人，在前面带路，把大伙领到这座与世隔绝的小院门口。透过极粗的铁栅栏往里看，几个病号正在护士的调度下摆板凳。他们看上去比一般人听话得多。

“陶小童，你干的好事！”女兵们看见“精神病科”几个字后，咬牙切齿对我嚷。

刘队长也踌蹰了，进退两难地站在那里。

我理直气壮地说：“这些病号都是思想上的病，应该对他们进行思想治疗！”

大家都一刷齐地把目光转向我，好像说：住几天院，陶小童怎么长进这么大？尤其徐北方，冲我做了个对眼，表示对我肃然起敬。

“谁要演谁去演！演一半被他们掐死才带劲！”女兵们多数反对。

“掐死？不会的。”团支书一本正经地说。他把什么事都当真。

“应该对他们实行点革命人道主义……”有人说。

“他们懂个屁的人道主义……”

团支书却指着我：“陶小童，你说呀！”

我严肃地绷紧脸，沉默地东瞧瞧西瞧瞧，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演！”

化妆时，大家很自然联想到小周。小周和这些病人有极大区别。小周被送走后炊事班长吴太宽去看过他，回来说他在那里表现出色，常给人表演拿大顶。团支书后来也去看他，说他唱歌唱得最好，从不跑调；医生对他们进行一种测验，让几个病号同时画直线，惟有小周不在纸上胡扭。现在大家谈起小周那些可笑的发明已没人再乐，因为小周死了。那么个壮壮实实的小周不知怎么搞的就毫无道理地死了。刘队长去处理小周的后事，医生们说，小周变得越来越乖、越来越听话，突然就死了。本来想解剖，小周父母死活不干。

这时，我们听见了很有节奏的哨音：“嚁！嚁！嚁！……”病号们精神抖擞地排着队入场了。他们像幼儿园孩子那样很规矩、很认真地随着哨音踏步。脚抬得老高、手甩得很大，但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