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带着我爸妈的洋女婿回国省亲。对于我结的这个“洋婚”，我父母始终没有明言的赞同与反对。他们的内心独白大概是：“难道这是真的？”

爸妈离异后，各居南北二京。事先已想妥，这个家庭政治平衡可不能玩砸了：南、北两京城我跟洋女婿得各住八日；一处多住了，怕是会有厚此薄彼之嫌。我是无所谓：我整个这个人是父母美德与恶习的集大成，我根本没意愿对二老择出亲疏。只是洋女婿有意见，他认为北京大而物博，自然该大住；南京呢，小住为佳。我说：“你要想当好中国人家的女婿，第一步就是听我的，我是说在中国境内。”

在上海吃了几天黄鳝，挤了几趟淮海路，乘火车北上。一路看，“正是江南好风景”。车倒舒适，有空调，有昂贵的无锡排骨和可口可乐。到南京太阳将才落进长江，剩的就是热。那个热像往身上裹一层热的胶膜，想往下揭它，又知揭不掉。

妈妈显然才去了发廊，头发刚刚出笼。跟我握手时，眼睛不断去看洋女婿，潜台词是：这回噩梦成真了。

“住处给你们安排好了——住晓明丈人家。”我妈说。

晓明是我继父的儿子，当下随父母携老婆南迁，在深圳开公司，说是苗头不错，一时回不来南京。

洋女婿马上道谢，但表示他宁愿住旅馆。

我用英文温和地请他闭嘴。“妈，恐怕不方便。”我说。

妈说：“哎哟，我提前三天就把房子清扫干净了！”

顾虑到妈妈那三天汗流浃背的清扫，我们答应去住。省一笔旅馆费也乐得。妈说那房子的客厅装有一个窗式空调，哪里还及不上旅馆？算不上三星，二星一定够格啦。淋浴也有，就是水势小，跟人拿嘴吐的一样，妈又说。

雇了一辆机动三轮车，连人带货就往那住处去了。一路上的南京人都朝这个坐三轮的洋人行瞠目礼，怕他偌大个人把车坐翻掉。有人还“欧欧”吼一嗓子，没有好意也没有恶意。我心想，我们不成了个游行动物园？

到了那弄堂口时，一辆巨大的卡车正堵在那儿，我们的三轮车进不去。等了一会儿，见大卡车上有人上上下下地搬箱子。

司机说：“有得搬哩！”

过了十分钟司机又说：“还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又过十分钟，司机不高兴了，叫我们结账下车，自己拖着上百磅重的两个行李进弄堂。妈跟他吵，说这条弄堂有半里路长，司机说，已经等掉了他半小时的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