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草、木之名”。这几个项目分属美学、伦理和知识的层次。尤其在知识这个部分，解经者常以“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来诠释孔子的原文。事实上，“识”这个字兼有认识和记录（也就是“志”）的意思——“识”甚至可以说是“志”的本字。而“名”这个字，不只是称谓、声誉，同时也兼涵“事物的本质”之义。比照其他《论语》章节中论及“名”字的部分（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可以得知：他所谓的“名”，是称谓、声誉或头衔与其本质的配套得宜。换言之：“识名”两字合而观之，正是“对事物本质与称谓的配套是否相当所作的整体性了解和记录”。孔子心目中的文学（诗）从来没有弃绝过它和知识、记忆术之间的紧密联系。尽管他也活在一个书写工具不发达、分工概念亦不算细腻的时代，孔子所称的文学，其实兼具“文章”、“博学”两义，他所谓的诗，恐怕也就笼统涵摄了后世所有的文学体制了——其中当然也包括小说在内。

无论我们用哪一个语汇去指称小说——传奇（romance）、虚构（fiction）或惯称长篇作品的小说（novel），它们都各自拥有一个语丛背景，也因之使这门艺术综有了以下这些性质：用通俗语言书写、记录的（romang, romanga），带有想像、杜撰成分而未必直须吻合经验或法定事实的（fictive, ficticious, fictio），以及新鲜、新奇的（neo, nova, new）。如果要讨论小说之为一种知识、一种记忆术，甚或及于伦理与美学的课题，显然也要从它的这些性质起步，逐一厘清。

书写既是记录，也是涂销

孔子被中国人视为教育家的典范，以及第一位从事古代书籍整理、编辑、删修工作的博学者。但是他自称“述而不作”，从未试图以“创造性的书写”来完遂自己的职志。这一点，他很容易让人们想起苏格拉底（Socratēs，前469—前399）。这两位都曾有长期流浪背景的“导师”为什么不奋笔而书？——世人多有此一问，仿佛他们的“不书写”形同莫大的遗憾。然而，根据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的《斐多篇》（Phaedo）所载，苏格拉底曾经在他与斐德罗（Phaedrus）的对话录中叙述埃及国王吐哈姆斯（Thamus）驳斥发明文字的神祇多斯（Thoth）之言：

你的这项发明，只会使得学习者的心志变得健忘，因为他们会变得不肯多用自己的记忆；只相信外在被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