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不肯花时间记忆自己。经你发现的特性不能帮助记忆，而是帮助回忆。你授予令徒们的也不是真理，而是外表看似真理的东西。他们将会发现自己确实耳闻很多事，可是一样也记不得；他们将会看似无所不知，事实上却一无所知；他们将会成为令人厌倦的友伴，表现得好像充满智慧，事实上却虚有其表。

吐哈姆斯国王的驳斥呼应了书写活动出现之后、印刷术发明之前，许多笃信记忆术人士的疑虑。古典记忆术的信徒及学者不只将此术视同“资料的搜集与保存”，同时也含藏着对资料加以建档、运用、理解和思考的积极行动能力和技艺。我们无从得知孔夫子是否也有一套类似的执念，但是“述而不作”显然出自一种尊重文字符号、不轻易启动这种符号的系统以加重系统负担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使“作”（书写）具备了神圣性——而且是一种增进好奇探究、深入了解、再予以记录的神圣性。以此言之：孔子对书写的审慎与敬惜，与苏格拉底于对话中所援引的吐哈姆斯王之语殊途而同归——他们都体认到一点：书写固然有其不得不然的记录功能，也兼有滥用的危险；只不过吐哈姆斯王更为激进：他认为文字在本质上已经涂销了人类的记忆能力。

倘若吐哈姆斯王的推论成立，则小说无疑是人类在丧失了某种记忆能力之后才大行其道的艺术。经书写而流传的文本非但不再帮助记忆，反而在利用读者记忆的丧失而成就其自身的存在与价值。

失忆的乐园

各个文化的古老传说之中都有惊人的记忆天才。在中国，“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多属儿童，他们的故事多被收录在《太平广记》之类可被视为小说的野史之中。阿拉伯世界则称道能够一字不漏背出《可兰经》全文的人为hafiz，这个字后来被引申为能够将任何文本寓目而不忘的有智之士。西方的传教士（像圣托马斯·阿奎纳〔Sain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更透过记忆术的方法训练使人成为圣经、教义、格言的忠实拓本。

然而记忆女神的女儿群里可没有谁职司过小说。它不像古典的诗歌、音乐甚至天文学那样有各自的法则（如：韵脚、音节、调性、对位形式乃至日升月落的规律性）一样，有着内在的、方便记忆的性质。即使以戏剧言之，也往往是角色与角色相互对答、唤起而凝铸成一集合性的记忆体。小说却非如此。

小说仿佛“生来”便注定与失忆有关。一则代远年湮的传说、一则荒疆僻壤的异事、一则外邦野域的珍闻，在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