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玫瑰名》（Name of the Rose, 1980）和《傅科摆》（Foucault's Pendulum, 1988）里，昂贝托·艾柯（UmbertoEco）已经充分示范了作为一个记号语言学者的小说家如何借助于丰富广博的知识背景和繁复奇巧的符号推理，使小说具现了解谜的趣味，亦兼备了启智的奥旨。无论《玫瑰名》和《傅科摆》所处理的是14世纪的修道院谋杀案，抑或20世纪的圣堂武士暴力团，艾柯以学者之姿忽然且赫然地崛起文坛、享誉世界另有其世俗性或销售数字背后的严肃意义。这两部作品实则与一个古老且自由的书写传统有着遥远但密切的联系——即使它们都十分慧黠地裹覆着“犯罪（或侦探）故事”的市场伪装。那个“古老且自由的书写传统”可以上溯到佩特罗尼厄斯（Petronius, ？—66）的《登徒子》（Satyricon）和阿普列尤斯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也可以旁及于（艾柯本人可能未曾涉猎过的）中国稗官野史、笔记杂乘。这个在东西方不约而同出现的书写传统所着意者，诉诸以叙述体处理、开拓、扩充，甚至不惜杜撰、虚拟、捏造所谓的“知识”。不论“知识”被宗教或政治打压、缩减、剥削或利用到如何荒谬贫弱的地步，这个书写传统都能够保存或制造出种种超越于禁制之外的智慧。

《玫瑰名》里的主人翁威廉（有着福尔摩斯般灵光的破案头脑）如此说过：“世俗人的诱惑是通奸，神职者渴想的是财富，僧侣梦寐以求的却是知识。”“为了满足心灵的好奇，他们（按：指热爱知识的僧侣）自会冒着死亡的危险，也有可能被想要将秘密据为己有的人杀害。”威廉所声称的僧侣在故事里大多是畸零变态的凡人，但是他们探索“被禁制的知识”则与威廉并无二致，且正因此一探索的主题，使教会假上帝之名以行使操控的无上权威得以动摇。同样的主题在《傅科摆》中再度浮现。主人翁之一的贝尔勃因之而丧命，故事的叙述者卡素朋也自知逃不过那些“要将秘密知识据为己有的人”的毒手。这个看似悲壮的结局其实充满了谐谑和嘲诮——卡素朋“临终”之前的领悟是：“我真希望能写下我今天所想过的一切。可是如果让‘他们’看到的话，‘他们’只会再归纳出另一个黑暗的理论，再花上另一个永恒试图解析隐藏在我字句后的秘密信息。‘他们’会说：‘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只是在开我们的玩笑。不。或许，“存在”在不知不觉中透过其浑然未觉而传达一个信息给我们。’/我写或不写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