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白话文学史》书成近七十年后，胡适的意见乃至于诸多考证研究与观念的发明，不该只被看成是“奖掖小说”、“揄扬当代”而已。他所触及的课题倘若不被进一步发现、开展，喜欢读小说、写小说的人恐怕也“永永”不会明白：从施耐庵到吴趼人是如何旁行斜出于韩、柳、欧、苏以迄乎方苞、姚鼐、吴汝纶、林纾之外，而终成豪杰的？甚至，在施耐庵之前，又还有多少即便不是运用“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而写出了小说的豪杰，却始终不获胡适等白话文运动健将之青睐的？又还有多少看起来“原道宗经，法圣师贤”的腐儒古董其实写出了小说，却由于他们自己对小说的轻鄙无知，以及他们所影响的后人亦风从景行地对小说轻鄙无知，乃至于让小说反而沦落成文学之“一种”、文学之“一格”，甚至是白话文学中之“一个项目”？

小说史绑上进化论

20世纪初，受了西方文学史观影响的学者纷纷为中国文学写自己的史，小说既被目为文学之一种、一格、一个项目，也在诸多追本溯源的凿掘之下有了它远发于古的谱系。不过，这些史家泰半预存着某种进化论也是进步论的观点，常在追本溯源之时，设计好一套“后出而转精”的基调。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小说“所从来久矣”；君不见上古神话中许许多多“初民”的生活经验、想像、对自然界的好奇反应与解释，都已经一代又一代口耳刀笔地传述下来了吗？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这些古老的神话、传统仅仅是日后真正的小说的“雏形”；仿佛小说如动植物，有其胚胎期、孕育期、诞生期、成长期、茁壮期、老化期，乃至于死期亦是不期而必将至焉的了。

小说史犹如童谣所唱的那样，“日历，日历，一天撕去一页”，是一桩令我难以想像的事。胡适好用演化论的语词取譬指涉小说的发展，也是一桩令我不安的事。小说之有其史，未必然（甚至必不然）要追随起那套“后出而转精”的进化之说，小说的起源也未必然（甚至必不然）要归返于“较不成熟”的初民远古。小说的出现与发展反而可能是随机的、跳跃的、忽而停滞且退化的、忽而沉寂过千百年漫长的岁月又忽而活泼泼猛浪浪地发了新芽。不同时代的小说家有幸能启示出他对人类处境的新看法，又找到了一个表述此一看法的独特形式，这个小说家便成为小说这门艺术的起源——无论他出生于三千年前或五百年后，无论他是否代表了哪一个“当世”，也无论他“肖与不肖”，更无论他承袭因蹈或旁行斜出于什么传统。

齐人有一妻一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