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玉是在这天凌晨离开的。院方所推测的死亡时间，是在三点到五点之间。

护工小夏夜里起来上厕所。她坐在马桶上，无意间发现，卫生间上方吊顶的铝扣板，掉下来两根，露出了里面的铁柱水管。她没觉得这事有什么蹊跷，回到钢丝折叠床上，继续睡觉。

黑暗中，她听见家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小夏就问她想不想喝水？是不是很难受？要不要叫大夫？家玉只回答了一个字。

闷。

当小夏再度从床上醒过来，特需病房已经挤满了大夫和护士。她看见卫生间铁管上悬着丝带，地面上有一滩黄黄的尿迹。已经太晚了。

由于长途奔波的疲惫和缺乏睡眠，端午显得格外的平静。倦怠。麻木。轻若无物的平静。他的泪腺分泌不出任何东西。他在心里反复盘算着这样一件事：如果医生的推测是准确的话，家玉踮着脚，站在浴缸的边沿，试图把轻若无物的丝巾绕上铁管的时候，正是在他赶往机场的途中。

他来到了妻子生前住过的那个病房。由于床位紧缺，那里已经住进了一个干瘦的老头。他是邮电局的离休干部。目光已是相当的微弱和胆怯，可仍在床上和护士、家人大发脾气。强行注射的镇静药，显然也没能让他安静下来。骂人的话从他那衰败的声道中发出来，带着嘶嘶的痰音，听上去反而像温柔的耳语。原来，他不喜欢这个房间号。514的谐音，就是“我要死”。他坚决要求更换房间。一辈子烂熟于心的唯物主义，拿他的恐惧没有办法。住院部的一位主任赶到了现场。他想出了一个“人性化”的处理办法，当即命人更换了门上的铁牌，514换成了555。老头这才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

小夏仍然留在那个房间，不过是换了一个伺候的对象罢了。见到端午，她只是默默地流泪，让端午既惊讶又感动。端午给了她500块钱，她怎么也不肯收。

黄振胜大夫上午有两台手术。直到下午三点，他们才在住院部对面的一家“上岛”咖啡馆里见了面。

黄大夫是一个直率的年轻人，说话有点啰嗦。他向端午表示，病人在他们医院自缢身亡，院方和他本人都是有责任的。这一点，他很清楚。他告诉端午，既然他当初决定收治这样一位没有亲属陪伴，且户籍又不在本市的危重病人，就没想到过逃避什么责任。如果遇到蛮不讲理的家属，和院方大吵大闹，甚至于为此提起诉讼，也并非没有理由。

但他希望端午不要这样做。

“如果我们当初拒绝收留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