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夏天，我毕业留校，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当老师。暑期里有一个中学师资培训班，我被系里指定给主讲教师当助教。学校还没有给我分配教师宿舍，我只得暂时留在学生寝室里。学生大多回家了，第一宿舍空空荡荡。蝉鸣、暴雨和漫长的夏日，适宜阅读和酣睡。我晨昏颠倒地过着日子，既轻松自在，又百无聊赖。

一天早上，我到系办公室取信，碰到了写作教研室的同事徐芳女士。她告诉我，晚上系里有一个座谈会，问我愿不愿意参加。那时徐芳已经是很有影响的诗人了，她先我一年留校，把提携我这样的文学青年看成是她理所当然的职责。虽然她只比我大一岁，可每次见到她，都只能恭恭敬敬地叫她一声“徐老师”。在徐老师主持的这次座谈会上，出现了两个陌生的面孔。其中年龄稍长、说话斯文一位，名叫王中忱；另一位身材健硕、目露精光的年轻人，人称吴滨。他们都是刚刚创刊不久的《中国》杂志社的编辑。两个人衣着朴素、笑容可掬，翘着二郎腿，手摇大蒲扇，没有一点北京钦差的派头。若非徐芳老师特意介绍，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哪个生产队的蹲点干部呢。被邀请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囊括了华东师大的文学创作界几乎所有的精英。夏雨诗社的前后两任社长宋琳和张小波、散文社的社长姚霏，自然都悉数到场。

王中忱首先介绍了《中国》杂志社的办刊方针和基本宗旨。他说了很多，我们记住的似乎只有一点：《中国》杂志与其它文学期刊最大的不同，是致力于发表年轻作者锐意创新的作品，以发现文学新秀为己任。王中忱还提到，他们之所以撇开正常的组织程序，绕过地方作家协会和学校的各级组织，直接与文学爱好者见面沟通，目的也在于此。我们频频点头，可心里根本不把他的话当回事。话说得很好听不管用，你一旦把作品寄过去，就满不是那回事了。在那个年代，默默无闻的作者要想发表作品真是太难了，用叶兆言的话来说，寄出去的作品就如同放出去的信鸽，用不了多久，它还会原封不动地飞回来的。能得到编辑部的退稿信已经很不错了，更常见的情形是，鸽子一出笼，就会飞出我们的视线，不知所终，音信全无。不过，考虑到王中忱是《中国》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他的话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编丁玲她老人家，他姑妄言之，我们也就姑妄听之罢了。

接下来，王中忱充分发扬了民主程序，提议让我们每个人依次发言，谈一谈自己的文学见解和创作近况。这就使得像我这样属于文学圈外围的初学者，也有了不慌不忙说话的合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