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K的迷失</h2>

要想确定K的身份，他试图进入城堡的目的和意图，他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及他的结局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按照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和A.J.格雷马斯的叙事理论，有关K的一切活动似乎可以压缩成一个简单的序列或句式。事实上，正是这种被夸张了的简单性让人感到震惊。

假如我们将《城堡》视为一个巨大的暗房，那么依据K的行为而冲洗出来的底片则具有以下性质：行为线索本身的清晰程度使背景的映像更加模糊，反过来，背景的模糊又使得线索具有随意性，就像是一只颤栗的手画出的不规则的纹线。假如我们将K的活动看作一道照亮暗房的光线，那么，由于它过于微弱，飘忽不定，不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与其说它照亮了暗房的格局，不如说它使黑暗更加显著。在K的行动序列中，“照亮”假如不是变相的遮蔽，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在《审判》和《美国》中，主人公K和卡尔视觉上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是叙事上的视角限制，也不是人为的修辞学和方法论，而是一种被决定的命运逻辑，也就是说，无论是K，还是卡尔，他们所看到的只能是局部，局部的局部，仿佛是一个自我幽闭症患者的内分泌腺所起的作用，“可能”只有首先成为“只能”，才能最终成为它自己。《城堡》中所蕴含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并不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抵消，而是它的提纯物。这种不确定性以K内心的迷惘感以及在完成某种使命时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障碍为前提，同时又构成了超越这种障碍的全部基础。这种自相矛盾的排斥性力量形成了卡夫卡喜剧的中心情节。

我们之所以将《城堡》看成一幕喜剧，不仅因为卡夫卡沿用并改造了传统喜剧故事中的戏剧性因素，还由于他的幽默感为叙事提供的反讽效果。

毫无疑问，K的身份只不过是一名土地测量员，作为一种职业，它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可有可无的性质，K固然可以凭借这一身份来城堡工作（事实上，他一接到通知就匆匆赶来了），但这一身份并不是自明的。它的重要性取决于城堡的态度。也就是说，K的身份的合法性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成分。一旦它所依赖的对象出了问题，合法性就会立即消失（土地测量员这一身份作为卡夫卡眼中的个人在资本主义市场上所占据的位置的转喻，本身就是焦虑的反映）。因此，当K踏着积雪，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来到城堡的一个客栈时，城守的儿子希伐若对他的态度是值得玩味的。首先，希伐若是否应当接待K，如何接